尊重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教育史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教育发生变革的一个契机，促成儿童在教育中地位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儿童是什么？他应该以什么方式接受教育？这是贯穿西方近现代教育史的两大问题。对西方现代教育影响最深刻的是由杜威、蒙台梭利等教育思想家在上世纪中期做出的探索和回答。虽然他们提出改革基础教育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核心观念都是一个——教育应该在尊重儿童的人格和天赋的基础上进行。在此基础上，一系列以儿童为教学中心的新式学校诞生，并逐渐星火燎原，成为西方学校教育中的普遍价值观。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微博]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但他们讲述的故事中都包含着一个关键感受：尊重。
Funny回忆自己孩子上国际学校的经历，有一个细节让她至今还颇为感叹。“有一次圣诞节，他们班要演一个舞台剧，剧中的角色是各种动物，猴子、小猪、大象等等。我的孩子非常胖，所以我想他一定是演小猪。但结果并不是这样，没有让他演小猪，也没有让班上非常瘦小的孩子演小猴。老师解释这是对孩子的尊重，不能去强调丑化孩子的身材特点。他们为了尊重孩子，可以考虑到这么细致，这就是价值观的不同。”
2014年，孙敏决定放弃这所众人羡慕的公立名校，将女儿转入一所外观和设施上并不那么风光的国际学校。这所学校和另一所公立学校合用教室，甚至没有独立的操场，学生体育课要到校外租借的场地上课，但陈钦怡却开始感觉到了上学的快乐。她感觉自己不再只是个俯首听命的小孩，而是有独立意识的学校的主人。学校的所有设施都可以使用，只需要刷学生卡，就可以使用学校的3D打印机完成作业，在图书馆任意翻看所有的书籍。这里鼓励她发表自己的意见。与老师争论问题，甚至是辨识优等生的一个重要标准。“我觉得自己更自信了，可以大胆跟人讲自己的观点，因为在学校每天都会跟老师讨论发表意见，交往和表达的练习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作业留给孩子的操作空间也很大。最近陈钦怡正在完成的是人文课作业——描绘一条河流。她选择了欧洲的多瑙河作为模板，自己去网上搜罗了不少有关多瑙河的资料，然后画设计图，选择河岸的风景和建筑，再用3D打印机把自己的设计变成现实，最后还要为这条河流配乐。陈钦怡颇为享受这样的过程，既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又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己意识的主人。
国际学校通常是小班授课。Funny记得自己孩子上的国际学校，一个班只有12个人。“因为英联邦的学校规定，一个班级的人数不能超过12个人，这样保证老师有精力关注到每一个学生。”陈钦怡现在就读的班级也只有十几个人，整个年级的人数相当于原来公立名校的一个班。限定师生比，也是西式教育践行“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观的细节体现。“学生没那么多，感觉老师能关照到每个学生。”陈钦怡对本刊记者说，“每个孩子总是希望得到老师更多的注意。”
更多的关注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梅满的故事可能更说明问题。上世纪90年代，梅满妈妈从武汉来到北京，从事设计工作。经过十几年的辛苦工作，她在北京城三环附近买了房子，建立起自己的家庭，但仍然没有为自己和孩子获得城市的居住凭证——户口。“2002年孩子出生时，我们考虑过孩子以后可能会上私立学校。”梅满妈妈回忆，“不过当时只是个隐约的想法，并不是家庭决定，因为觉得可能10年后，情况可能会改变。”
但12年后，有关城市居住权利和凭证的规定并没有什么改变，如果孩子没有北京户口，进入公立学校有颇多限制，而且最终无法参加北京市高考[微博].对以高考为最终指向的传统教育系统来说，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就读公立学校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因此在即将面临小升初的门槛时，梅满妈妈也决定将孩子转入一所国际学校。
在传统学校就读时，梅满在老师眼中是个不太一样的孩子。“老师曾经跟我说，觉得梅满太天真，有很多幻想。”在传统的评价标准里，这并不算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包含着与环境有些格格不入的含义。进入国际学校后，孩子爱幻想的特质却得到了戏剧课老师的关注。她告诉梅满妈妈：“小满特别干净、单纯，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梅满妈妈听到后，眼泪差点夺眶而出。每个孩子都希望被当成独特的个体得到理解，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当成独特的个体获得尊重。国际学校对每个孩子的个性提供了更多的关注和肯定，这套教育体系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既给每个孩子留出了自我空间，又让他感受到了被关注的存在感。
冒险
陈钦怡正在为明年初离开家去加拿大的一次培训做准备。这是她12岁人生的一次冒险——第一次独自离开父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待3个月。她已经在盘算要一个人在外如何自我保护的问题：比如应该带些什么物品，以备身体突然出现的不适状况；如果与房东发生冲突，自己应该怎么据理力争……
陈钦怡去加拿大是为了学语言。虽然她在公立学校读书时英语不错，而且课外坚持报班补习英文，但进入新学校后，仍然感觉到语言方面力不从心。国际学校是全英文授课，每个新入学的中国孩子的第一个难关都是语言。梅满从公立学校转入国际学校后，一开始面临的问题就是做作业的时间太长，常常写到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到两三点。“国际学校的作业与以前的作业有很大不同，更讲究逻辑、格局，而且所有题目都是用英文描述。很多数学题其实很简单，但描述题目的英文单词对中国小孩来说太难，所以他常常在看懂题目上就要花不少时间。”梅满妈妈对本刊记者说。
家长也同样要遭遇陌生语言和课程的考验。“在我们家里，姥姥姥爷最先感到焦虑。”梅满妈妈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突然完全帮不上忙了。”在大都市里，长辈参与是非常多白领家庭的育儿模式。在传统学校就读的几年里，梅满的姥姥姥爷是孩子日常学习的主要监护人，但转入国际学校后，他们对辅导梅满的功课就无能为力了。除了语言障碍外，还有思维的代沟。传统课程里从来没有的作业内容，比如描绘一条河流，或者设计一个城市，都让老人们疑虑重重：孩子究竟能学到什么？
老人的担忧，一方面来自无法理解新的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来自对这条陌生道路前景的不确定。全英文授课，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改变的不仅是孩子的上学体验，也改变了整条教育路径。选择了国际学校的孩子，就很难再回到传统教学的框架里——这意味着他们就此放弃中国高考，转入一条“看上去很美”，但沿路却有颇多断裂的道路。
国际学校是把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镶嵌到中国环境的一种教育模式。就像对外来物质的天然排斥反应一样，这个嫁接进入的教育模式必然会和周围环境表现出诸多的不适应。教师就是个例子。国际学校有相当部分教师来自国外，他们的素质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学校的教学质量。但随着北京的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很多外籍人士都纷纷离开了这个城市。“可能会对教师的质量带来影响，因为可供选择的教师群体在减少。”梅满妈妈对本刊记者说。
而在课程方面，不管教学方式有多么新颖有趣，但求学之路不可能永远轻松。入读国际学校的出路是进入国际高考的竞赛场。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不管走在哪条路上，他们都逃不开族群的竞争。美国拥有全世界最丰富、设备最齐全的教育机构，这让它的高考成为世界范围的竞争平台。美国的大学会倾向选择不同族群中的优秀者。也就是说，国际学生要进入好的世界级高校，还是需要面临和同族人的竞争。对中国学生来说，因为中国人的庞大基数，这条路的竞争同样激烈。孙敏对此有清醒的认识：“IB课程（一类国际学校的教学课程）并不好学，越到后面越难，甚至超过中国高考的难度。进入高中后，课业负担也会很重。”
因此，对选择国际学校的普通家长来说，他们像是进入了一条通向更广阔的未来，但却更冒险的陌生路径，家长们需要小心翼翼在前面帮孩子瞭望着这条路上的险情，提前为路上的沟壑铺路架桥。对孩子来说，进入一个从语言到思维方式都完全陌生的教育体系也是一种需要付出心力的冒险，但路边能看到不一样风景的喜悦，会冲淡冒险的恐惧。就像陈钦怡所说：“我喜欢多尝试一下不同的环境，因为那是我长大后也要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