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大背景来看。我们中国人今天有实力有能力来纠结来犹豫来讨论要不要留学这个问题，都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实力、家庭财力和个人眼力的巨大变化。这些巨变离不开一个人：开放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

而邓小平之所以能有如此眼光和魄力，离不开他的留学海归背景。整整100年前的1920年，16岁的小个子川娃子邓小平出国留学，由此奠定了他的世界观——他不同于同时代大多数人看待世界和中国的眼光，这种特殊眼光决定了58年后的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自费留学政策，也由此影响了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

从留学安全性来说，邓小平和他们那一批勤工俭学留法生1600多人，出国时间是1918年——1920年。那个时间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阶段。与一战同时发生的，是感染了全球5亿人、造成了2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这场大疫情感染率和死亡率分别为29%和5%，远远高于当前的新冠疫情。但由于中国人的自律，我们后人从历史数据中还没有发现因为疫情而命丧法兰西的人名和人数。

当时的中国国家实力和留学生的家庭财力完全不能和今天相比，但也正是这批人的艰苦留学和安全归来，深远影响了他们个人、家庭和100年后的我们。

我们是否真的强大？前段时间，国家的当家人总理在两会上披露，中国还有6亿人月均收入不足千元的严峻现实。

我们的大学是否真正强大？数据为证：高等教育的全球排名榜——在全球最大的大学生城武汉，最厉害的两所大学武大华科分别位居247名和450名；还有一个数字是中国本科生占总人口比率为3.69%，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把GDP、把教育资源平分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是否真正强大？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看学术带头人的选择。从最近的抗疫功臣说起，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是海归。从远的“两弹一星功臣科学家”说，23位元勋中20位是海归，剩下的3人则是这些海归的学生。

仅仅在我们这所校园里面，中国重大的科技突破项目的负责人：比如北斗导航带头人、比如南北极探险第一人……这些院士级别的科学带头人，也选择把后代送到海外留学。

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趋向？

我们必须看到，欧美仍然是创新高地。我们国家一些技术领先领域，是举国之力的结果。如果看领先学科的广度深度，以及对应的人才集群的广度深度，欧美仍然远超我们国家。

所以从个人发展的视角，去国外留学，浸润历练于顶尖创新学术环境和广泛深厚的创业环境，无疑是实现个人成就、报效家国的最佳路径。

东西方的差距决定了在很多方面，我们深深需要潜心学习，这也决定了自费留学是部分有能力的中国家庭长期的选择。

很多家长聊过这个问题，在今年之前，很多家长都是很坚定的。而因为今年的特殊情况，很多原本打算送孩子出国的家长，因为安全问题，都打了退堂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1）只有世界最终安全，我们才能真正安全。武汉人中国人的长久安全，不仅在于生命安全，还有经济保障的安全，还有国际环境如疾病防控、如战争预防、如人类赖以生存的气候条件的改善，等等。所有这些有赖于留学在内的各国跨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2） 从中西方不同文化传统来看，华人因为自律等等文化传统，历来是大流行病感染率病死率最低的人群。无论是之前提到的西班牙大流感，还是现在在病毒病人和死亡人数全球第一的美国，大学里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社区，感染率都是最低的。而据我们家长的反馈，光谷剑桥的毕业生在海外全部安全。

（3） 从历史体验和现实的数据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具有深厚的自我纠错和修复能力。每次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灾难过后，往往会带来较长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局面。

比如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时走在空寂的纽约第五大道上感觉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但让人目瞪口呆的现实是：美国经过金融海啸的洗礼，迎来了战后最强劲时间最长的经济增长。

即使现在疫情尚未过去，但作为科技创新指标的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作为晴雨表，已经预示了未来经济走势。可以预期的是，当我们的毕业生走向海外留学或者留学后求职的时候，可能发达国家正好处于疫情和社会矛盾平息后的恢复增长期，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情绪，都会在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环境中。

从整体从长远利益来说，如果我们坚信改革开放将是中国的长期国策，那么，出国留学就是中国家庭和个人一个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