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新英才学校剑桥国际中心，外地户籍学生达到了三至四成，包括在京学习的外地户籍学生和赴京国际学校就读的外地学生。一些国际班看到了户籍政策背后的商机，打出“无借读费、无学籍困扰、无高考（微博）教材烦恼，非京籍考生的第一选择”的招生广告。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更多的机会吸引了国内外精英阶层向这些地区聚集，而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阶层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一些家长没有当地户籍，又希望将孩子带在身边，并享受到当地的教育资源，于是选择借读。然而高考户籍限制则意味着孩子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而所学内容与生活均面临重新适应的压力。一些家长在无奈之下选择将孩子送入国际班，戏称孩子是“被出国”。
家庭经济能力提升拉动留学需求
经济发展提升了家庭教育支付能力。2011年上半年，直辖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在10.1%~14.3%，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82元，位居前列。另外，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留学（微博）成本。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留学成本的相对下降，提高了家庭对高中阶段出国预备教育机构教育投入的可支付能力。
便于家长看护孩子
高中阶段的孩子年龄多在16~18岁之间，属于未成年人，家长负有监护孩子的法律责任。目前就读普通高中的孩子多是“90后”，这些孩子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备受呵护。对于既希望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又无法随行监护的家长来说，选择高中阶段出国预备教育机构更有利于家长履行监护责任。另外，家长从孩子适应能力考虑，希望通过国际班给孩子一个过渡期，帮助孩子适应在国外独立生活和学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