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国学校，读一年级的杰克，完全不用考试只是学校定期有考核，但成绩从来不会告诉家长;在上海民办中芯学校国际部，课本除语文外从不让学生拿回家去，一年级的美国女老师嘉法甚至还专门叮嘱家长：请一定不要订正学生的作业，我要看他们对课堂上的东西掌握了多少。

　　针对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化学校，正越来越多地被新富与知识阶层家庭所接受，成为中国幼童留学前的演练场。

　　记者 _北辰 上海报道

　　晚上8点，凯瑟琳还蜷在沙发上，津津有味地看着漫画书——《The Kin-der-Kids》，这是妈妈何玲上次在美国出差从旧书摊上淘来的。

　　这丝毫看不出，明天，8岁的凯瑟琳要参加学校的期末考试。进入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两年来，无论期末考试还是期中考，对于凯瑟琳来说，只是意味着小区里一时找不到玩伴玩。

　　与那些就读公立学校正不安等待考试的玩伴相比，凯瑟琳轻松得很：没有补习，没有做不完的复习卷。即使考砸了，也不会在同学面前公开“出糗”，因为学校不会公开排名，她只知道自己这一次是不是比上一次做得更好了。

　　对凯瑟琳来说，考试之后，就是精彩的暑假生活。

　　每年这个时候，父母都会带她去世界各地旅行两个星期。今年，去的是巴厘岛，同行的是她的好朋友琳达一家。她们商量好要去看看那里的咖啡农场，据说用被果子狸吃下后排泄出来的咖啡豆做咖啡。而在去年，是荷兰和法国，她带回一双小木鞋，后来在班上每周一次的集会上，秀了一把。

　　在这个暑假，凯瑟琳也要做作业，但看起来“工作量”不大。英文的暑假作业是“多读书，看看英文DVD”，以及从国外的英文学习网站上，下载一些跟她年龄相当的题目。而语文、数学作业是上海小学普遍使用的《暑假生活》，薄薄的，40页左右。她只有这一本作业，而且只需要完成大概三分之二的数量。学校一向不主张重复，平时做作业，数学计算练习一周也就两页纸。

　　不用为期末考试发愁，没有繁重的暑假作业，学习更像是为了求知，考试更像是为了教学改进，8岁凯瑟琳的幸福，并不是唯一的。

　　在上海美国学校，读一年级的杰克，完全不用考试，只是学校定期有考核，但成绩从来不会告诉家长;在上海民办中芯学校国际部，课本除语文外从不让学生拿回家去，一年级的美国女老师嘉法甚至还专门叮嘱家长：请一定不要订正学生的作业，我要看他们对课堂上的东西掌握了多少。

　　凯瑟琳、杰克这样的学习模式，在中国当下教育体制下，看起来如天方夜谭。而这一切在于，他们所在的学校——国际学校，超然于中国的高考体制之外。

　　相比凯瑟琳所在的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杰克所在的、创办于1912年的上海美国学校，从血统来说，是最为纯正的国际学校。目前上海有20多所这样的国际学校，在北京超过40所，广州则有7所，跨度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

　　按照中国《教育部关于开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暂行规定》，国际学校只能招收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员子女，实行纯正的全英文西式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国际学校，像是“国中国”，跟上海本土文化和人群没有丝毫的关联。

　　一年一二十万元的高学费，对于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国际学校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更何况，基于政府的规定，中国学生不能进入国际学校。但是，在越来越多中国本土家长，希望孩子从小在国际和多元环境中长大，脱离高考桎梏，初中、高中之后就留学海外的混合需求下，像包玉刚实验学校、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等国际教育机构，开始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脱颖而出。

　　“我们不是‘国际学校’，也不是纯粹的中国学校。”包玉刚实验学校副理事长苏文骏定义说。与纯正的国际学校不同，这些为中国学生提供一个不脱离中国本土文化同时可以接受国际教育机会的本土化国际学校，更像是中国幼童留学的演练场。在中国9年义务教育框架内，他们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采用国际化的教学和管理模式。

　　在上海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工作的凯瑟琳母亲何玲，不想让女儿身陷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当中。虽然她对中国教育制度仍抱有希望，但是在她的人生规划中，凯瑟琳迟早会跟他们夫妻一样，做一个国际人，出国接受教育。

　　“国家不是要改革高考，改革教育体制吗?没准儿等凯瑟琳长大，国际学校这种教育理念已经成主流了!”2008年，在一长串排队人群中，凯瑟琳顺利进入包玉刚实验学校。

　　不用学，玩就够了

　　每天早上，8岁的凯瑟琳，在奶奶的陪同下，来到离家不远的学校。

　　8点15分，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和早锻炼。升旗前，如果那天有重要事情需要交代，校长会提醒大家。比如3月最后那个周五，Warren Johnston校长提醒说，周六晚上8点地球要熄灯一小时。凯瑟琳真的记住了，那天家里连电视都没开，一家人坐在飘窗上，点着蜡烛聊天看夜景。

　　早锻炼里有跑步、做操，还有传统中国小学没有的瑜伽。做瑜伽的时候，凯瑟琳最喜欢单脚站立，做出“树”的样子。

　　8：45，凯瑟琳的第一堂课。

　　9：45—10：15，课间休息。她做做眼保健操，吃吃点心，还有户外活动。

　　10：15—12：00，她得上一节大课，加一节小课。大课60分钟，小课45分钟。

　　凯瑟琳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文、探索、计算机以及音、体、美等。以活动和项目为主，需要背的东西不多。学校对双语要求很严格，中英文授课的内容各一半。

　　12：00后，吃完午饭，她在户外活动半小时。

　　13：00—14：45，又是一节大课加一节小课。

　　这样的安排，包玉刚实验小学部副校长陈艳说，可以保证教学内容的持续性，比如探索课程，要讲灾害，60分钟连在一起，内容可以更完整地展现。

　　之后，就是各种活动时间了。

　　每周一、二、三下午2点45分之后，凯瑟琳就不上课，或者说不上课本上的课了。一直到3点半，都是课内兴趣活动和团体体育活动时间。

　　开学之初，老师给每个人一张单子，让学生自己做主，把感兴趣的三门课程按先后顺序列出来，在老师调配下，最后选定一门课。凯瑟琳不是每次都能拿到“第一志愿”课程，但她知道反正过两个月会换的，迟早轮到自己，所以也不觉得有多大关系。两年下来，凯瑟琳选过十字绣、折纸、足球、手工、趣味韩语、英语阅读。

　　成立于2007年的包玉刚实验学校，现有5个年级300多名学生。其创办，据说源自香港船王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孙子苏文骏和伊顿公学前校长Eric Anderson的一次午餐。苏文骏谈起了一次遭遇，出国参加夏令营的一些中国孩子在中途转机时，一口气买了三双名牌鞋，而包陪庆也在感叹中国大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Eric Anderson于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办一所学校?

　　外界有传闻，说包玉刚学校的孩子“不用学，玩就够了”。包玉刚学校副理事长苏文骏对此的解释是：“学习应该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同时教育也不是课堂知识就能全部涵盖的，孩子往往在各种形式的活动，包括运动在内的玩中，实现能力的全面开发和培养。”在奉行全人教育理念的包玉刚学校教育不是课堂和书本学习就可以涵盖的，学习和学生做人能力的培养同样是重要的。

　　何玲觉得如果孩子在“玩”里面学了，那玩就没有“罪”。何玲家隔壁邻居的孩子，5年级了，却需要二年级的凯瑟琳给她念英文故事。“也许凯瑟琳的中文会没有隔壁的珑珑好，可是我从来都觉得中国的语文太难了，8岁的孩子要写中心思想，要分析段落大意，有必要吗?”

　　凯瑟琳常念到的小姐姐克里斯汀，是何玲朋友的女儿，正在上海耀华国际教育学校上学。这家学校由耀中国际学校创始人、孙中山孙女曾楚珩女士创办，2004年开始正式招收16岁以上的中国本土学生，学制四年，提供出国留学预科课程，前两年为国际高中课程IGCSE，后两年为大学预科课程A Level。克里斯汀可以从众多科目中选修适合自己的科目，为日后进入海外大学学习工商管理、财务、经济等做好准备。

　　IGCSE和A Level是英国国际教育采用的标准课程体系，也是当今世界上声誉最高、历史最悠久的中等普通教育课程体系之一，课程设置有趣新颖，容易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教法上也更活泼生动。

　　克里斯汀的选修课里，有一门经济学。讲到星巴克管理模式时，老师带他们到星巴克去坐了一下，喝杯咖啡，讨论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考察人家用了多少咖啡豆，成本多少，但在那个环境里坐着，听老师讲课感觉就是不一样。”这样的课，让克里斯汀那些在公立学校读书的老同学羡慕不已。

　　当然，“玩”并不是包玉刚实验学校的一切。包玉刚学校有一套独立的考核标准，同时通过参加国际学校以及所在长宁区学校统一考试来了解学生的卷面水平。今年2月，他们参加ISA(国际学校测试即全英语教学学校的学生测试)，数学成绩远超国际学校学生平均水平，5年级学生参加当地语文标准测试，平均分跟公立小学成绩基本一致。

　　在何玲看来，很多能力，比如社交和思维能力，都不是一张卷子里可以涵盖的。

　　6月15日，凯瑟琳带妈妈去参加了学校的古典音乐会。一个三年级男生，一上场拉小提琴就出错了，台下哗然。这个男生示意大家停下，过去跟合奏的同伴商量几句，然后站到台中间，重新开始演奏。何玲坐在台下，很受震撼：这种自信和不放弃，是她们公司职工培训的第一课。

　　公立还是国际学校?

　　送凯瑟琳去名牌公立学校还是昂贵的国际学校?和所有家长一样，何玲当初也面临着两难选择。

　　她家住在徐汇区虹桥路上，周围刚好有几家很不错的公立学校。其中H校最有名，在当地像个神话。何玲去参加H校推介会。在学校门口做过登记后，她顺着指示牌走到大礼堂，一路没有人接待，家长各自找地方坐下。时间到了，一个主任简单介绍学校概况后，就给一屋子的家长放映介绍学校的视频。

　　“这也太牛了吧。”何玲一边看录像一边想。她在外企做产品开发，经常要跟各路客户打交道。她本能地意识到这家学校的强势：“上百个潜在家长坐在那里，学校主要的领导居然都不屑于亲自出面来做个介绍，以后学生有问题，家长一定也不会有发言权。而且教育就是言传身教，学校这样待人处事，培养出来的学生会怎样?”

　　曾在大学做过教师的何玲，深谙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与其托关系挤破头朝公办学校挤，何玲觉得不如去国际学校。但像上海美国学校、耀中国际学校以及上海中学国际部等老牌纯国际学校，每年录取人数都维持在20%的平稳增长，僧多粥少，同时不招收凯瑟琳这样的中国籍学生。于是，包玉刚学校成了何玲的最佳选择。在那里，她得到了与H校截然不同的待遇，创办人苏文骏和包陪庆亲自接待了家长，并详细解答了她和其他家长的提问。

　　何玲去过学校几次，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参观了学校的教师餐厅，看到一名外教吃完饭后，把碗筷拿到洗碗槽里，然后又仔细地把自己跟前那块地洒了点点汤水的地方擦得干干净净才离开。这个细节让何玲始终难以忘怀。

　　包玉刚学校一年学费10万元左右，介于“国际学校”和名牌学校“国际部”之间，何玲的一个朋友也来考察过，但最终觉得学费有点超出预算而撤退，而何玲选择了留下。

　　送孩子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家长，一般都有海外背景或关联，何玲在外资公司工作，经常进行国际旅行，下午3点以后到深夜是她的工作时间，因为她需要跟欧美的同事同步。在外企工作，何玲夫妇虽然英文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总还是觉得有隔阂。何玲看来，“语言不仅是语言，也是文化和背景”。在她的人生规划里，孩子以后一定是国际人，现在把她送到一个国际化的学校里，从小暴露在多文化环境下，对孩子长大后出国留学、生活或工作直接融入当地人的生活都会有帮助。

　　根据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在校生统计情况看，70%的学生来自民营企业老总家庭，50%的学生来自中国南方，而其中，不少学生家庭本身就有海外背景，父母自身有移民打算。

　　在上海、广州、北京，这样的国际化学校，越来越受到中国新富家庭和知识阶层家庭的追捧。在今年4月的广州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建议广州允许国际学校招收具备一定资格的本地学生。

　　包玉刚实验学校的报考录取率一直维持在4：1，而耀华，2006-2007年度，他们的学生人数从55人上升到了100人。在高需求的市场刺激下，紧靠着香港的广州，明年将在广州玖珑湖开办一所耀华国际学校，招收从幼儿园到大学预科的中国学生。

　　凯瑟琳嘴里的克里斯汀姐姐，脱离公立教育体制，进入耀华国际教育学校读书直接就是为了出国留学。克里斯汀的父亲已经办了新西兰的投资移民，生意一部分在那里，自己在上海和奥克兰之间来回飞。以后送女儿去海外读书，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克里斯汀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她一直在上海读书，但却是外地户口，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告诉她不能参加上海的中学考试。本来父母是打算她在国内高中毕业之后去国外读预科再升大学的，但这样的情况下，就索性把她送进了耀华。

　　在克里斯汀家长看来，入读国际化学校，不但节省了时间成本，也节省了经费。相比高中毕业后再出国读预科，在耀华就读能节省一年，同时避免了高考竞争的压力，省下了经费。

　　“我买的是理念”

　　克里斯汀刚从上海一所公立学校转入耀华的时候，被震惊了：学校里外籍老师为主，个个生动活泼，跟学生相处像朋友一样，从来不会追着你要作业，跟原来学校老师苦口婆心的风格很不同。上课的时候，也不要求你坐有“坐态”，大家或靠或倚，求个舒服自然。课中要上厕所或喝水，举手说一声就可以去，老师跟学生也是商量的态度，会问你：“这节课还有点时间，你们想要我讲点什么?”

　　国际学校以及包玉刚学校这种采用国际化教育方式的学校，最终学生的出路会是通过IGCES、SATs、IB、AP以及A Level等各种国外大学认可考试而进入海外大学。无论是中国国际学校普遍采用的A-Level还是IB课程，都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包括领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培养。

　　中国的教育当然并非一无是处，包玉刚学校校长Warren Johnston本是数学老师，在新西兰曾参与过数学教材编制。Warren Johnston说，中国的数学教育真是了不得，硅谷的工程师一眼看上去都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一些朋友为何玲担心，孩子以后就脱离国内教育体制了，这种国际化学校毕竟是边缘、另类的，但何玲的想法是，现阶段这种学校被当做“贵族学校”，很边缘，但这在国外是最寻常不过的教育方式了。她的澳大利亚海归同事，每年花20多万把孩子送到美国学校学习，私下曾跟她嘀咕：“如果我还在悉尼住着，哪里需要去花这笔钱，直接就把他送家附近的公立学校了!人家觉得我花钱买语言，其实我是花钱买理念。”

　　苏文骏本人上过伊顿公学、牛津大学，最后在斯坦福大学拿到硕士学位，这个求学经历，在很多人看来近乎完美。他和母亲创办包玉刚学校，按他自己解释是，要把自己所受到的优秀教育引进过来，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受益。

　　包玉刚实验学校下学期要搬新校园，寸土寸金的位置，却跟规划局死磨硬缠修了个恒温游泳池。在其位于上海金山的寄宿制中学新校区，也划出了一半的面积来做运动场所。

　　运动历来是国外名校的重要教育内容。从谷歌地图上看，英国的伊顿、美国的Deerfield Academy，Hotchkiss，校舍一小块，其他都是运动场地。伊顿公学1250名学生，30个足球场，几百个划艇队，一些学生的水平可以直接进入国家队。

　　苏文骏解释说：“运动可以帮助学生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运动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是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体育也可以锻炼心理素质。球场可以说是人生的缩影，都可能有该赢的时候输掉，可能输的时候赢了的情况，那么该如何应对?这些都是运动可以教会给孩子的东西。”

　　凯瑟琳在学校里，选了足球课，参加学校的女子足球队。教练很年轻，很逗。有次一个媒体来采访，要拍照，左摆右摆不合适，教练就让她们站到各人的球上，看谁立得住，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的，拍了一组很搞笑的照片。

　　耀华校园面积小，没有室外活动场地，但仍然会定期搞体育主题的周五Party，设计成电视上的竞技秀一样，让学生走平衡木、爬网墙、钻“隧道”，结尾再做一道刁钻古怪的趣味数学题。

　　90%的学生出国

　　做过多年留学顾问的必益教育William Vanbergen说，报考牛津、哈佛的学生，往往都是清一色的A，其中那些有广泛志趣爱好的学生，表现出上进心、自信心、领导能力的学生，独立思考甚至特立独行的学生，更容易吸引招生者的眼球。“可以对学校说‘我来帮你们开个功夫班’的学生就更有希望被录取。”

　　在包玉刚学校招生会上，家长除了成绩考核之外，往往要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以后还可以进入国内的中学，参加国内的高考吗?”

　　对后一个问题，家长得到的答案往往是“不行”。一般而言，孩子在国际化学校里学到了高中阶段，家长基本上没有打算让孩子参加高考，但对小学生家长来说，一部分人是希望保留“进退”的选择。

　　包玉刚学校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以上海二期课改课程为基础，增加大量国际教育资源，采用国际教育方式，但数学、语文的进度和水准，都跟当地学校有所参照。小学部副校长陈艳说：如果要去上当地的中学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毕竟，我们的理念和学习方式、关注的能力重点是不同的。

　　现在，包玉刚学校的生源，40%是港澳台及外籍学生，60%中国籍学生，最近的内部调查表明，超过90%的家长打算以后把孩子送出国去学习。

　　什么时候送孩子出国，是不少中国家长头疼的问题。在6月26日国际教育高端论坛上，耀华国际教育机构主席叶国华先生，并不主张太早送孩子出去，因为太早送出去，亲子关系还没有建立，作为一个成人的心理状态还没有成熟。他的经验是，在高中以后才送出国留学。

　　根据国家规定，耀华国际学校目前只能招收已经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学生，施礼德校长觉得很遗憾，因为“9-13岁是人一生中学习语言最快的时候”。耀华这样的学校，更像是一个桥梁，留学海外的预备队。施礼德说，青春期是塑造人格、品行、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阶段，小朋友早早放出去，几年后回来，可能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每个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准则，错过了搞懂这一套“编码”的机会的话，人在特定社会里，怎么都会觉得不合适。这部分家长，就会希望有一个过渡，耀华的意义就在于此。

　　上个周末，凯瑟琳和从前一起上幼儿园的几个小朋友聚会。一个妈妈问她有没有做班干部，凯瑟琳一脸茫然。凯瑟琳班上没有选过班干部，中队长的概念她完全不懂。班上只有“点心组长”、“午饭组长”、“数学组长”、“节能组长”之类的，大家轮流做。凯瑟琳最喜欢轮上做“点心组长”，课间吃点心的时候负责给同学分发点心。

　　几个小姑娘过家家的时候，忽然来个男生，把她们收集起来的树叶全抱走了，然后撒得满地是。那几个H校的女孩子立刻站起来，有追赶男孩的，有泼辣地大叫“抓小偷”的。凯瑟琳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不吭声。一个妈妈问何玲：你女儿这么老实，不担心被欺负啊!

　　对于国际化学校的教育，很多人的一个疑虑是这些孩子学到的一套礼仪恭谦让，以后在中国社会适应吗?

　　何玲说她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担心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太幼稚。但后来想通了，“如果培养出来的孩子心理健康、尊重他人、善于合作，那到哪里都会受欢迎吧”。在公司里常会听到人说：看，老美多笨。但她看到，时间长了，恰恰是这些没中国人“灵活”的老外得到客户的长期信任。